正当中国股市亢奋之际，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风险防控”，可谓恰逢其时。

　　这次于12月9日至11日召开的会议认为，“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会议并且提出，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有序加以化解。

　　无疑，对于决策层而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未来经济发展的底线，而防范股市“疯牛病”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过往数月，中国股市迎来2009年以来久违的牛市，不仅涨幅惊人，成交额亦达天量。这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大机遇。股市长久低迷，不利于中国经济，其为企业融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等多项功能无从发挥，“间接融资强、直接融资弱”的金融格局也迟迟不能纠正。然而，牛市应是一个有效市场对未来经济预期的真实反映。目前，本土机构重仓中小盘“成长股”，其市盈率已然偏高；煤炭、钢铁、有色等板块亦被翻炒，被市场人士讥为“群魔乱舞”。投资者行为越来越带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

　　对于本轮行情发动的基础，评论者有“价值重估说”“改革效应预期说”，甚至有“中美争夺流动性说”，不一而足；一种并不陌生的极端说法是，中国股市很特殊，不需要基本面作支撑；而最似是而非的说法，则是所谓“政府市值管理说”。面对如此驳杂的现象及混乱的认知，我们难以认同中国股市此次可自动进入“钻石十年”的简单判断，并坚持认为，股市要迎来健康的发展，必须以卓有成效的改革为前提。

　　从目前观察看，本轮牛市依赖资金撬动的特征十分明显：从融资融券业务，到券商开展的收益互换，再到信托机构中的各类资金，直至规模庞大的银行理财资金，伴随着降息等趋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巨量资金快速进入市场。虽然目前中国股市的杠杆率并不高，但资金涌入股市增速之快、风险应对预案之不完善，仍令人担忧。无论下一步股市行情如何发展，仍应高度警惕“股市非理性泡沫化”，不能有丝毫松懈。

　　进一步说，当前资金大规模流向股市，具有深层原因。前几年，政府投资扩张过快，占用大量资金，而政府项目对于市场的利率不敏感，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等因素，导致市场的利率居高不下。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下滑，政府投资得到控制，无风险收益率开始下行。但是，如果未来经济数据低于预期，企业盈利仍不见底，当下的“牛市”终会成无本之末。

　　还应当看到，今年末的Ａ股牛市与以往相比，市场环境已然发生显著变化。一方面，专业投资者有了更便捷和高效的杠杆工具。一旦行情到来，资金迅速加杠杆入市；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争相离场。这会加大市场的波动乃至酿成股灾。12月9日沪指大跌逾5%，原因即在于前一日，中证登公司提高了城投债回购质押门槛。本轮行情基础之脆弱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从本质上看，中国股市散户特征并没有改变。一旦形成断崖式股灾，其负效应很可能溢出投资者群体，对社会安定形成冲击。

　　中国股市走牛的真正支撑，当然在于投资者对改革红利的预期。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全面深化，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自由化等金融领域的改革都已经提速，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也走上前台。不过，深水区的改革推进很难一马平川，过去一年来的实践表明，除工商登记便利化、营改增等改革已见成效，许多重大改革才仅仅破题。这与改革本身的复杂性相关，也显示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不容小视。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仍须全力推进，而改革红利的积累和释放终究需要时日。

　　其实，在A股市场就有大量改革“欠账”，直接影响市场预期。例如最引人注目的注册制改革，以及关乎市场优胜劣汰功能能否真正实现的退市制，都属中央深改小组所称“起标志性、关联性作用的改革举措”。这些改革将动而不动，不仅直接影响市场效率，而且给投资者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多位分析人士提出，如果数年前新股发行市场初步形成的约束机制能够延续，如果2012年底没有停发新股，如果2000年建立的上市公司退市机制能够坚持到今天，如今的市场环境会好很多，改革难度则会小很多。历史无法“如果”，不过此种批评可称诤言。

　　往事难谏，来者可追。近来，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透露，证监会已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加快注册制改革推进，明年将公开征求意见，讨论取消股票发行的持续盈利条件，降低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上市门槛；继续推动创业板改革，拓宽创业板的覆盖面，并公布新三板的市场交易方式和融资方式。这已成为监管层的改革承诺清单，当全力兑现。2015年《证券法》修订有望落定，更是夯实资本市场制度之基的难得机遇。资本市场自身的改革，终须体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原则。

　　暴涨暴跌的“疯牛”股市，显然有损改革环境。监管者不宜调控股指，但在戮力改革的同时适时预警，当是职责所在。中国股市需要的是“改革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