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20号上午，巴西里约，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登上了一辆由中国北车制造的新列车，这位被称为“超级推销员”的共和国总理，再一次为中国制造站台。

5月19日，由他签署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也已顺利发布，这个占世界比重超过20%的产业迎来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整个国家通往工业强国的道路上，将用十年的时间迈出第一步。

更大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宏观经济转型的破题之举，在“新常态”的语境下，官方再一次将目光聚焦于工业实体，人们笃定，这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自身经济转型和参与更高级别国际竞争的重要砝码。

数量众多的创新工场和生产车间是达成这一目标的组成部分。工信部的设想是，如果二者能够在核心技术和产能优化两方面做出实质性改进，中国制造就有机会打牢一个工业强国的根基并为中国经济争得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而接下来这十年，将是中国制造业最具话题性和观察价值的十年，对于辛辛苦苦忙碌了30多年，且正在寻求改变的中国工业人来说，工业强国的美好图景就在对岸，一步之遥。

局部突围

第一台机器人已经进入测试环节，这让卢晓蓉感到满意，此前这位凯迪实业的掌门人主持研发的自动控制器领先全国。过去五年，她的公司在中国风电装备配套供给方面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从2013年开始，卢晓蓉开始进入机器人领域，背后是中国制造升级所带动的巨大市场需求。在新产品投入市场前，卢晓蓉正组织力量突破一款精密加速器的研发，这款核心零件99%的市场份额由国外垄断。她的计划是，“5年左右即可突破核心技术，十年以内有望走向高端”。

十年，也是工信部给出的特殊时间表。工信部设想的是，“中国制造业要想真正实现升级，必须在一些关键领域和核心部件上有重大技术突破。”而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十年。

困扰中国制造升级的第一个问题即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工信部副部长毛伟明强调，“《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花大的精力去提升和突破”。

曲道奎承担了更为繁重的任务，鉴于以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设备在制造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曲道奎和他的团队正努力在机器人整机技术研发上有更大突破，打造更加智能的服务型机器人。

但即使如此，在国内大型工厂和重装备生产车间，德日系的机器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工业机器人只能从事“搬运、焊接”等基础性工作，无法进入核心产品的生产流程，这可能是让中国制造业感到最尴尬的故事。

从核心部件突破到整机投入市场是中国制造看起来短暂但实际上漫长的一段路程，研发能力偏弱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老毛病正变得越来越棘手。曲道奎称，“在工业机器人领域，97%的研发成果无法转化”，而在整个制造业领域“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率不足10%”。

曲道奎领导的新松机器人出身于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是中国最早的242家行业研究院所转制为企业的代表，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布局中，官方曾对这些改制企业中的大部分寄予厚望，但工信部在最近的一次调研中表达了失望：“在关键技术研发方面，目前来看有的萎缩了，有的甚至就不搞了”。

更为棘手的是，长期的模仿和引进惯性，让中国企业失去了研发的动力和土壤，很多企业甚至“根本就不具备研发成果的沉淀和转化能力”。此前，为突破国外技术封锁，中国倾向于引导企业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曲线救国”。

中国脆弱的研发体系应该为这种创新土壤的丧失承担责任，“大量科研成果沉寂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迟迟不能成为研发的主体，研发投入常年偏低，缺少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也是原因之一”。

实际上，工信部也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列举了包括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在内的十个战略支柱产业，工信部部长苗圩称，“未来十年，在核心技术上和产业化上要寻求对这些重点领域的突破，以此带动整个制造业的发展”。

这样看来，这十大产业和背后的核心公司，几乎就是中国制造业寻求升级的“超能陆战队”，他们承担着各自领域核心产品技术研发的重任，代表中国制造业寻求局部突围并获得未来竞争中的主动权。这也是中国制造业升级方案中“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原则的体现。

沈阳机床即是其中一家，这家中国数控机床的龙头企业，刚刚突破了智能数控机床的技术瓶颈。公司领导者马少妍对研发的艰难过程印象深刻，她呼吁应该鼓励更多“跨法人组织的协同研发”，即鼓励不同部门的研发合作，特别是企业对科研单位长期的研发投入支持。

这就是工信部所主推的“协同创新网络”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沈阳机床核心技术的突破总共耗时7年，各项资金投入超过11亿元；另一方面，有利于在企业和研发机构之间建立“纯洁且相互信任”的关系，使大多数特别是国有企业避免戴上涉嫌“利益输送”的帽子。

在既有的创新、研发模式失效之后，中国政府正努力推动社会创新热潮的兴起，以重塑创新的生态土壤，“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即被看做是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的努力，国家总理李克强曾公开表示，“这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动力之一”。

梯度升级

相较于时间冗长和成本极高的技术创新路径，大量的中国企业正寻求改变的即时策略，组织架构调整、经营理念的变革和生产线上哪怕小幅度的优化，都是告别旧有生产模式的开始。

在走向互联网方面，张瑞敏做了大胆的尝试。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张瑞敏开始在互联网方面寻求解决方案，海尔尝试把公司的层级打乱，把垂直式的管理模式变更为分布式，即公司内部布满“小微公司”。

公司内部“由传统串联的部门组织变成了共同面向用户的一个个小微，”按照张瑞敏的布局，“公司小微和用户小微是并联的，如果用户小微不能创造用户价值，那么这些采购小微或者制造小微就也没有价值”。

张瑞敏称，“让一家传统企业的员工直接面对用户，这一步走了刚好十年”，这是技术创新之外，张瑞敏为海尔这家传统的制造企业寻找的智能优化路径，也是中国制造业升级路径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日益个性化的消费市场。

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也许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最简单逻辑。吴晓波曾经以“到日本买马桶盖”来折射中国制造与德日制造的差距，在吴晓波看来，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逻辑非常简单，就是“造好一款舒适的马桶盖”。

翟所领可能会喜欢这样的观点，过去5年，这位东莞制造业协会的会长就开始用机器替换产业线上的工人，半自动化的机器设备在他的厂房里面随处可见，车间工人也由4500人下降到1500人。

同一时间，大约有25%的台商关闭了在东莞的工厂，一场中小企业倒闭潮正在中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蔓延，这些企业在苦苦寻找出路不得之后选择离开，这是宏观经济转型阵痛的信号之一。

“尽管这项工作不需要太多的创新，但这也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一部分，”翟所领认为，“机器的稳定性可以显著提高产品质量，这和制造业升级的逻辑相同”。

这一尝试符合吴晓波“造好马桶盖”的观点。毕竟，这些在数量上占据中国各类企业总数高达99%的中小企业，创造着中国60%的经济总量，但它们中的一半以上，面临转型的困难。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朱森第将这种差别称为制造业的产业梯度升级。“中国制造业由于发展不平衡，内部层次结构差异很大，新方案的施行一定是并行战略，”朱森第分析指出，“简单来说就是工业2.0要补课、工业3.0要力争普及，即从电气化过渡到自动化生产这一环节，而工业4.0要有示范模式”。

朱森第担心的是，国内如果一窝蜂搞智能制造，“导致智能制造发展太快，而国内的产业发展又跟不上，只能买国外的设备；这种设备一旦采购，至少十年不会更换，反过来又导致国内的智能制造产业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了”。

这种担忧可能是《中国制造2025》面临的最大潜在隐忧，如果资源过于集中到高端装备产业，梯度升级又没有做好，那中国经济将会陷入到一种尴尬的“两头镂空”境地：新的产业尚未建立，旧的产业已经倒下。

海尔是这种差异化升级的典型代表，组织架构的互联网化可以看做是海尔适应互联网时代变革的努力，而其互联工厂的打造则在全国探索工业4.0方面具有示范作用。

在《中国制造2025》中，工信部提到了这个问题，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称要加快对钢铁、有色、化工等行业进行绿色化改造，“使现有传统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尽快地降下来，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是传统产业升级的第一个途径。”李北光强调。

去年，中国共消耗能源42.6亿吨标准煤，其中70%左右是工业消耗，在稳增长的政策指向之外，中国经济必须找到一条稳妥的去产能方式，以挤掉经济肌体中的泡沫，制造业的升级对生产线效能的提升则有可能为达到二者的平衡提供路径。

对于中国大量的生产车间来说，翟所领的工厂提供了借鉴，“局部创新、生产线的自动化改进、信息管理的智能化”几乎成了中国大多数中小企业谋求改变的路径，在具有国家战略背景的核心技术突破之外，这些细微的变化构成了《中国制造2025》落地的下一个梯度。

X因素

尽管距离工业强国的彼岸只有一步之遥，但路途却布满坎坷。对于中国工业人来说，在自身做出改变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做出迅速反应，争取为自己通往彼岸的努力赢得更大的时间窗口。

“除了汽车产业，一季度，我们工业园区的企业全军覆没，没有盈利的企业。”谢勇（化名）感到忧虑。

谢勇是西部地区一家产业园区的最高负责人，去年，他的产业园淘汰了一批普通的制造加工类企业，新引入了众多重装备产业。在年终的汇报材料中，他把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列为一项重要的成就报送高层。

但很快，稳增长的压力让他对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一季度，“园区的工业产值几乎没有增长，单项产业还出现了加速下滑的趋势，”谢勇表示，“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引入的智能制造，很多都高于企业的承受能力，在推广的时候受到冷遇”。

他开始重新寻找或者减缓低端产能的外迁，这些项目在投资的拉动下可以快速转化为GDP，以缓解目前尴尬的局面。在官方的会议上，决策层对此的解释是，“稳定增长可以防范经济风险，为产业升级赢得时间”。

这是制造业升级需要处理的众多不确定因素之一，也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关系的互动模式。工信部部长苗圩指出，“《中国制造2025》坚持的第一项原则就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两种力量互动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十年以后，中国制造业能否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制造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正在改变对相关产业的态度，制造业开始重新回流，这是一个“退一进二”的逻辑，如果产业升级的节奏过快，超过了企业和整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很有可能演化成新一轮投资泡沫。

而更值得忧虑的是，实体企业持续的资金失血正在考问着继续升级的可能性，鉴于工业整体利润率不足5%，资金抛弃实体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已经不是秘密，宏观经济“苗头性的下滑趋势有变成惯性的、整体下滑的问题危险”。

东莞的实践为这种“危险”提供了案例，在东莞力推的机器换人浪潮中，有超过190家企业因为资金缺乏不得不终止了升级的进程。

李北光认为，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国家应该在政策方面做出创新，例如“鼓励制造业重点领域的大型集团开展产业和金融结合的试点，就是可以开办非存款类的金融机构”。

这是“金融支持实体”在最后一公里范围内的博弈，对于大部分制造类企业来说，他们是这一博弈中的弱者，能否打通这一环节，目前仍没有定论。但博弈的结果，则关乎到中国制造业能否获得升级的时间窗口。

此外，中国的企业还需要面对的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能否在十年间培养一批适合制造业升级的下一代产业工人，“前三十多年，我们基本上是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支撑了整个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苗圩强调，“要实现制造业的升级，还需要有源源不断的新劳动力红利，来补充我们的发展”。

罗天昊并没有感到乐观，这位专注产业工人研究的学者列举了两项值得引起注意的事实：一是，随着中国人口减少，高等院校升学率不断提高，大部分年轻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些年轻人很难成为生产线上的产业工人；二是，中国的高等职业培训体系尚未建立，产业工人培养与制造业升级脱节。

中国正在发生的用工荒验证了这一结论。仅仅在一季度，“东莞企业到新疆高价招工、江浙企业组团到西部抢人、四川官方组织产业工人回流”等大戏就同台上演，廉价劳动力消耗殆尽和高端产业工人结构性用工荒同时困扰着中国的宏观经济。

罗天昊测算了一下，到2024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将达到40岁左右，占人口的比重会超过一个年轻国家的正常值，这通常是衰老的体现。他还提到了深圳，“在最新一次的城市竞争力排名中，深圳超过了广州，得益于它的城市平均年龄只有29岁多”。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不能在十年的时间内培育一代可以接班的高端产业工人，十年以后，中国就有可能面临高端劳动力断档的危险，整个宏观经济的转型和中国迈向工业强国的雄心也将备受困扰。

5年以前，中国重新夺回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这距离上一次登顶已经过去了150年之久，未来三十年，中国将努力进入制造业强国的第一阵营。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家命题下的一场攻坚战，中国制造业接到的命令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过往的历史已经证明，失败的代价实在太大。

                            本文转自：经济观察网